“逃离”北京的年轻人是被房价“清洗”的流浪

作者:admin   时间:2021-07-22 10:08

  5月11日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正式揭晓,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高达3.76亿。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“五普”时为1.4亿,在2010年的“六普”时为2.6亿,增长速度有所放缓,但依旧来势汹汹。

  所谓“流动人口”,一般指居住在本区域内却不拥有本区域户籍的人。与它相似的“迁移人口”也是从外地过来,但由于获得了本地户口,得以完成永久性迁移。两者都可以表现一座城市的吸引力。全民捕鱼

  永嘉之乱,晋室南迁,中原汉族涌入江南和两湖,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的一半,如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,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住民还要多。

  安史之乱,南下避灾,河南、河北、陕西的汉族居民涌入江淮和两湖,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,因移民增加了十倍户口。

  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南迁,是靖康之耻后的宋室南渡,累计南下移民500万,如今东南各省,甚至远至福建和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,由此还形成了“客家人”族群。

  之后还有明初的洪洞大槐树移民,朱元璋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;明末清初的“湖广填四川”大移民,例如同志的祖籍是湖北,朱德同志的祖籍是广东,两位伟人的家族后来都填到了四川。

  直到今天,移民浪潮还在继续,但移民的原因不再是躲避战乱或政治需要,而是转变为奔赴经济发达的地区,追求更好的生活。

  根据2019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排名,北上广深稳居前四,其中上海独占鳌头。

  1843年,上海根据《南京条约》正式开埠,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在此设立码头、划定租界、开办银行。上海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,开始向远东第一大都市迈进。

  五六十年代,太平天国运动引得江浙战事频发,大批避难移民涌进上海,许多国内商人也认为上海受到政治影响较小,经济又有吸引力,陆续转移到此。

  于是上海人口陡然增长,在解放战争期间的“移民潮”结束后,上海已经坐拥330余万人,并形成了“上海人”的文化概念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利用户籍制度控制人口迁徙,直到改革开放前,上海的迁出远大于迁入,使得之前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和优势消失殆尽。

  当然,上海只是暂时喘口气,改革开放的春风又重新将移民人口吹到黄浦江边。短短20年,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松动,上海人口增长近600万,而且长期定居的比例越来越高。

  90年代起,上海陆续出台了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,此时政府不再把流动人口单纯地看作控制对象,而是考虑如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,如何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  时至今日,上海通过户籍和居留政策对外来流动人口进行适当选择和吸收,以配合上海经济及社会发展,并逐渐摒弃排外的旧观念,使“移民”的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  尽管只是“适当选择和吸收”,上海每年接纳的人数依然位于全国第一,可见即使发展了一百多年,上海依然斗志昂扬地走在时代尖端,享受全国人民的青睐。

  东部发达地区人口持续聚集,粤港澳+台湾海峡西岸、长三角、京津冀+山东半岛成为三大人口集聚区域,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深圳、广州,人口吸引力保持领先;

  重点省会城市的移民人口飞速增长;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受益于城市群带动,也在大量并持续吸引人口流入。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全国性移民城市体系。

  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地都是老牌的区域中心,大多历史悠久,是水陆交通枢纽,在新中国成立前工商经济发达、城市化程度高,因此改革开放后迅速被“移民化”,不仅人口激增,地界也在摊大饼般不断扩张。

  以广州为例,主城区从四个老区扩展至新区,天河区、黄埔区一时成为经济、科技、金融的重心。21世纪大广州规划开始后,城市空间形成多个中心,包括十区两市。

  深圳的资历不算老,在改革开放前还是不起眼的小渔村,随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而迅速崛起为区域中心城市,并成为全国人口迁移的热门选择,“七普”时增幅达全国第一。

  以东莞为例,20世纪80年代主动承接香港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,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。经济规模空前发展,自然也就成为了全国人口输入地。根据“七普”的数据,东莞已晋级为继广州、深圳之后第三个人口超千万的广东城市。

  例如上海吸引力过大,毗邻的苏州也受到感召,加上大量工厂携带大量岗位,落户政策又相对宽松,购房压力相对较小,使苏州紧随北上广深四地,高居全国流动人口数量TOP5。

  若这一类继续发展下去,靠近城市新区、交通线的城镇和城乡结合区,将来都会成为移民集中的地区,层层辐射,圈圈交叠,聚点成面。

  对于移民浪潮,2019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策略是推行“就地城市化”,就是让城市之外的人们,在原有居住地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,从而遏制人口的大规模流动。

  但是,发展小城市的同时压制大城市,催生了很多城市病,全民捕鱼如国家限制落户,加剧了阶级固化;限制大城市的征地指标,导致住宅用地严重不足,房价连连攀升……

  2019年起,国家决定“放任自流”,大城市的户籍开放、征地指标开放、向外扩张开放,进一步引发各地的抢人大战和边界扩张,拉开了城市移民的全新时代。

  从“七普”数据看,新一线城市有大量人口流入,成都、西安、郑州、杭州、重庆、长沙、佛山、苏州、武汉等城市10年新增人口均超200万。

  这些城市就是“抢人大战”中的主力军,不断更新人才政策,不仅降低落户门槛,还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各类人才。

  如杭州对于应届毕业生人才补贴的政策是,分别发放本科1万元、硕士3万元、博士5万元的生活补贴。合肥对于落户又无住房的人才发放租房补贴,博士每人每年2万元,硕士每人每年1.5万元,本科毕业生每人每年1万元,大专、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每人每年0.6万元。

  还有一些城市凭借美食美景和独特的城市文化,提高“软实力”,成为“出圈”的“网红城市”。以成都为例,2020年,成都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,达到2093.8万人,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581.9万人。

  北方城市的西安算是一匹黑马,先是代管了西咸新区,随后又代管了渭南市的富阎板块。随着大幅降低落户门槛,多次放宽政策,西安也在2019年正式迈入千万人口城市行列。

  北京的核心区是东城区和西城区,根据“七普”数据,常住人口为1815043人。而之前的“六普”数据显示,东城区(包括原东城区和原崇文区)的人口达到91.9万人,西城区(包括原西城区和原宣武区)人口124.3万人,两区总人口为216.2万人。

  十年时间,北京核心区人口缩水达到16.05%,这几乎和东北边缘城市的人才流失程度相当。

  未来的北京只会保留四个中心: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,而不再是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,自然也不再和上海竞争经济中心的地位。

 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也在于此——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,促进周边城市及设施的建设和完善,为承接北京向外转移的功能开拓空间。

  一方面北京在政策层面要求“收缩”,一方面各地人才引进政策日益加码,必然会导致曾经轰轰烈烈流向北京的人口,跟随时代洪流又轰轰烈烈流向各地。

  因为原生地的个人生活空间基本固定,我们担任的角色甚至是与生俱来的,社会认同非常简单。而当我们流向某个陌生的地方时,各种风险日益增多,原本储备的文化和知识被不断抽空、填充和再生产。

  就像不管考的时候多么自信满满,对答案时发现和学霸不同,也会心里打鼓一样。当人们察觉到自己在性格和态度上与其他成员颇为不同时,尤其这些成员又是你所认可的,你就会萌生出“我要合群”的念头,从而满足归属感的需要。

  寻找归属感往往与保持个性矛盾。一般来说,当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制度时,会更重视自己的个性;当人们觉得自己对现状无能为力时,便会迎合社会和群体对个人的要求,躲进归属感的温暖怀抱。

  但是,在“内卷”和“躺平”势均力敌的今天,人们是矛盾的,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寻找自洽的,时间和空间也逐渐不再成为限制。因此人们往往不需要在“文化同化”和“文化保留”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,而是更加自由和成功地穿梭其间。